儒家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，不是从自然界对人有利或有用的立场上说的，而是从自然界的生命创造的内在目的性上说的，因此，它没有割断人与自然界的生命联系。

蠢动含灵，皆有佛性，即心是佛，同一心体，所以达摩从西天来，唯传一法，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假修行，但识取自心，自见本性，更莫别求。根据性起说，心真如或清净自性体既是佛性、法性，又是佛身、法身，但都是讲从本以来不生不灭的本体存在。

[28]《大珠禅师语录》卷下。但所谓自归依，并不是归依到色身，因为色身只是皮肉之身，是自心自性的舍宅，并非真正的自性，和心性不是一回事。迷悟之间虽只是一念，但这一念之间却有天上地狱之别。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观照，不假文字。[29]《大珠禅师语录》卷下。

因此，在释门中，佛性与无明俱自然[13]。[31]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五。这里所说的理性，是指价值理性、道德理性，不是纯粹的认知理性。

二、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 许多人包括西方的某些人普遍认为，中国哲学是一种理性主义，但不是西方式的理性主义，而是一种特殊的理性主义，最通常的说法就是实用理性或政治理性。从现代新儒学的学说中也能看到这一点。现在人们都在讲文化复兴，东方人在讲，西方人也在讲。但是，境界是不是仅仅具有主观的意义？这就又值得研究了。

逻辑只讲形式（至少传统逻辑是如此），不讲内容，只有形式能普遍化，内容是具体的、个别的。将本体存在实现为境界，这正是人所要做的，而且是要下功夫的。

以理（性）主情、以情顺理、性其情等等说法就说明理性对感性的指导、调节作用。境界不是单纯的认识问题，而是存在的问题，确切地说，是心灵存在的问题。由于他们对理性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，而他们所发现的人又是与之对立的，于是，他们宣布自己是非理性主义者。中国哲学也经历过一次复兴，这就是新儒学运动，消化了道家和佛家，重新树立了人的地位，但如同有些人所说，内圣强了，外王更弱了。

三、实体与境界的问题 研究中国哲学的人，常常用西方哲学实体论的观点讲中国哲学，结果，中国哲学中的许多重要范畴，如：道、理、性、心、气等等，都被说成是实体概念，但是，用实体论观点讲中国哲学，是有问题的。意也是可以上下其说的，就是说，既不能把意志说成是纯粹理性的，也不能说成是完全非理性的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同样不适用。就理性具有客观普遍性特征而言，中国哲学更是肯定并十分强调的，它是讲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的，更是讲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的。境界是心灵存在的问题，不是认识论的问题。

就拿现代社会的伦理建设来说。熊十力常常称本体为实体，但他所说的实体实际上是指心物、天人合一的整体，他的万物一体之说，实际上是讲生命的整体和谐的境界。

杜维明先生讲体知，强调身体力行的实践对于认识的作用，这是符合中国哲学特征的，但是，不能仅仅从知上去理解体的问题，体在更大程度上是情的问题。它不是理性至上主义，但也不至于滑向非理性主义，对于说明整体的人、具体的人、完整的人，可能很有意义。

在这里，情感起重要作用，甚至支配作用。从目前研究的状况来看，我觉得人们更重视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，却很少关注人本身的问题。更有甚者，有人认为中国哲学文化是原始思维或巫术一类的东西（如尼采、布留尔等人）。后者则是情感的问题，与心理审美有关。境界论对于实现理想人格具有极大优越性，可以面对宗教问题的种种挑战，但是，实体论哲学也有其巨大贡献，无论个体化的人格，还是心灵的终极关切，实体论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。但是，作为独立的德性主体，他是有意志自由的，这种意志自由，是由天命之性决定的，人可以从心所欲，但不是感性欲望的任意膨胀。

重要的是，在人的境界的提升过程中，认识、情感、意志等心灵活动缺一不可，三者在相互作用、相互联系中形成整体性的存在状态，即各个人的具体境界。心灵必以一定的方式存在，境界是心灵的存在方式或状态。

它所面对的，是西方哲学文化，其核心仍然是人的问题。牟宗三先生讲智的直觉，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贡献，但直觉不只是智的，其中包含着情感体验的问题。

它既是哲学语言，又是诗的语言，如果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量，无疑更像诗的语言。中国哲学并不是完全不要形式，但是，形式不能离开具体内容而存在，它只是赋予某种内容以理性形式，将二者统一起来。

因此，它并不讲观念意向，也不讲权利意志，而是讲情感意志。中西关于人的哲学，尤其是心灵哲学，是有互补性的。在西方，自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以来，哲学与诗学是被严格区分的，哲学是讲概念的，诗学是讲意向的。比如个人与社会的问题，可以同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相比较，但是很难归于哪一派。

中国哲学的方法不是理性分析（不是毫无理性分析，理性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）的，而是靠直觉体验的。中国哲学家们是不是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论证和辩护，为之提供理论依据？这是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。

真正讨论中国哲学文化中的境界问题，是从近代开始的。事实上，它既没有契约论那样的理论前设，也没有理想国那样的设计方案。

当社会历史发生变化之后，形成了新的关系，但人作为历史的存在，仍然处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，不可能孤立存在。直觉也不好说是完全理性或纯粹理性的，因为其中有感性直观的问题。

换言之，天道、天德是要人来实现的。但就其基本特征而言，它以知情意合一为基本要素，以真善美合一为基本目的。理性已成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话语，也是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的代名词。在当代西方，无论是主张理性的，还是批判理性的，他们对理性的看法则是一致的，即抽象的普遍的理智能力，主要是认知能力（智性）。

此后，冯友兰先生第一个明确地从哲学上提出了境界说，并将境界问题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来论述，在其一生的哲学论著中从未放弃。心灵有不同的存在方式，便有不同的境界。

全部问题就在于，人是一个双重性的存在，他既是受命于天的自由个体，又是社会关系中的角色，人的生命的意义即在于通过后天社会处境中的实践活动，实现自己的固有的德性，获得真正的自由。当然，这种批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否定一切，它只是批判理性的专制，重新找到人的位置。

过去有所谓五伦，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伦理关系。唐君毅先生的九境说是个包罗万象的体系，把中西各种类型的哲学都包括在不同的境界之中，但是这样一来，实体论与境界论的区别就很难显发出来，亦即中国哲学的特色没有显发出来。